中航工业光伏项目河北首次并网发电

从地域上看，它是全球所有国家必须面对的转型，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探索开展碳汇交易、碳配额质押贷款、碳资产质押融资、碳基金、碳信托、国际碳保理融资、碳交易财务顾问等产品或服务，逐步推出碳金融衍生品，如碳远期、碳期货等金融产品交易，探索引入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入市进行交易，助力提升市场流动性。通常情况下，政府确定碳排放总额，并根据一定规则将碳排放配额分配给企业。

从这个角度上讲，全国碳市场可允许与排放数据做得好的区域碳市场进行交易，逐渐扩大到满足排放数据要求的其他区域碳市场。调整后的违规清缴处罚力度明显减弱，比目前碳排放试点地区的相关处罚力度也弱，不利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序运行。来源：《北大金融评论》第8期 进入专题： 碳市场 碳中和 。在区域与全国碳市场共同存在的情况下，全国碳市场和各区域碳市场碳价就可能不同。2021年全国碳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反之，如果企业发现减排成本高于购买配额的成本，则到碳交易市场上购买缺少的配额。产品不出口，不进入欧盟市场，即使欧盟CBAM的碳关税再高，CBAM也鞭长莫及。由此来看，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大幅度超过美国，自21世纪初加人WTO后则进一步加速提高，并于2012年达到最高点的1.51，而同年美国为1.15。

因此，随着这时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下降到34.6%，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相对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百分比提高到17.8%的水平。然而，在现实中，出现的两种情形使得整体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不仅难以提高，甚至还有下降的危险。在图1中，按照人口转变的四个阶段，分别列出了各组平均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劳均增加值)，以及农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工业的百分比。实际上，加强顶层设计这个改革原则，本身就包含着进行激励机制设计的要求。

这时，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接近，皆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拉开了距离。然而，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的研究者在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时，特别是当试图解释这一增长的源泉时，往往感到力有不逮，反映出一旦被应用于认识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实践，这种理论出发点和分析框架尽显捉襟见肘。

(3)制造业是激励人力资本积累、培育中等收人群体的产业基础。可以说，该理论迄今在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中的增长现象，特别是理解增长源泉构成及其变化方面发挥着主流作用。事后看，无论这个研究的预测部分是否成真，都应该引起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足够重视。在早期人口红利阶段，工业化与劳动力从农业向外转移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互为条件且相互促进。

例如，谢长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一旦中国工业企业之间的要素边际产出差异缩小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以高达30%-50%的幅度得到提高(Hsieh and Klenow,2009)。与此同时，制造业也通过自身提出的需求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离和发展，成为创造新的提高生产率空间的产业基础。五、为什么需要以及如何稳定制造业 产业结构的演变遵循从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经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进人现代经济增长，最终进人后工业化社会这样一个轨迹，曾经为人们广泛接受。例如，在这两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在1970-1980年为65.0% ,1980-1990年为47.8% ,1990-2000年为一1.0% , 2000-2010年为 59.8%,亚洲生产率组织的研究也表明，在日本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资本深化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的51%大幅度地提高到1991-2000年的94%，而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从37%直落到一15%(Asian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 2008)。

中国经济增长的生产率驱动力也显现出陷人这种模式的迹象。其次，以各产业的相对份额，如三个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特征。

对于图中反映人均GDP与制造业比重之间关系的这个三项式趋势线，可以结合其他经验进行一些简单的解读〔。更严谨地说，如果制度安排恰当，参与其中的市场主体或者明显受益，或者至少不会受损。

这就需要改变关于这三种政策类型的传统观念。因为这种意义上的生产率提高并不能真正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反而加速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推动资本回报率的持续下降。可见，扎实的制造业基础和具有渗透性的资源重新配置符合库兹涅茨过程的产业演进路径。例如，按照世界银行的人口转变阶段和人均GDP水平两种划分方法，都可以从横截面数据中观察到，较低发展阶段以农业经济为主，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工业经济比重逐渐提高，随后在更高的发展阶段转向服务经济这样的总体趋势(见表1)。按照这种思路，促进充分竞争、引导和扶持产业发展与社会政策保护之间，取舍的结果便会使政策组合产生效果的衰减，甚至常常不能得乎其中。囿于数据可得性，分别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数据代替。

此外，一些本该退出的企业还会以新成长投资者的面目争取并获得产业政策的支持，用旨在鼓励探索动态比较优势的补贴和支持来维系低效率生存。此后，中国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便开始大幅度降低。

这样说或许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由于这个说法颇有语焉不详之失，既没有指出生产率实际上也随着比较优势弱化而趋于减速，也没有对新增长模式的内涵做出任何说明，因此难以从中得出明确的政策含义。其次，农业比重下降到足够低的水平，说明一个国家不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同时服务业也处于较高的价值链地位，因此，制造业比重的下降不会导致生产率的降低。

第五部分从一般和特殊两方面阐释稳定制造业的意义，并揭示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在正确的激励信号下，制造业劳动者也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劳动技能和就业适应力提高自身就业的稳定性，通过工资的增长分享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由此便形成不断扩大的中等收人群体。

因此，需要观察制造业和服务业各自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其变化趋势。最后，由于劳动力统计中的一些口径问题，很多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存在着农业劳动力高估和非农产业劳动力低估的情况，因此，这里采用的数据是在一定的假设下对三个产业劳动力数量进行重估的结果①。在相同力量的推动下，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化遭遇逆流等因素，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式微，导致制造业产品出口相对下降。根据国家制汀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7)，制造业属于从A到T共20个门类之中的C类，在其之下分别还有包括序号13-43共30个两位数大类、更多的三位数中类，以及成倍增加的四位数小类。

在前人口红利阶段，很多国家尚处于经济起飞之前的发展水平，总体上有着以传统部门或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特征，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52.6%，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很低。更有甚者，由于退出机制不健全，甚至企业自身和地方政府还心存侥幸，致使许多僵尸企业也长期留在市场上，占用着宝贵的资源和要素，妨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把一个国家制造业出口份额与世界贸易同一份额之间的比率作为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帮助我们从国际比较和时间演变两个视角来观察比较优势变化。在一些国家，制造业出现了增速放缓和比重下降的情况，产生了降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效果。

这也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工业部门比重，无论劳动力是从农业还是从服务业向工业转移，皆可获得很大的生产率收益。在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有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研究结论对于认识生产率趋同和提高的过程十分有帮助。

在所有这些分类中，行业之间都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从而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史看，引起产业革命和产业发展的创新活动大都率先发生在制造业，进而渗透到其他产业中。下面选取几个较典型的国家进行比较，从中进一步领会应该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无疑既有科学的分析，也不乏矫枉过正的诉求，甚至地缘政治的考虑①。

不过，从迄今为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由于户籍制度改革不到位造成城镇化的不完全性，进而形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不充分性，即便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中国仍有较大的余地通过进一步转移劳动力，并使就业转移与居民身份的变化相一致，从而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根据许多经验研究，日本在人口红利消失和比较优势变化之后，未能充分发挥创造性破坏的作用，造就了大量僵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却依靠保护和刺激政策人为推动了资本深化。

同样，库兹涅茨对历史数据进行考察后发现，产业结构变化是遵循着生产率由低到高的方向，通过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转移实现的。这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总结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观念上打破这种取舍思维，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进行精细的顶层设计，就可以突破这种政策不兼容性。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生产率不够高、竞争力不够强的企业自然就遭遇到经营困难，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命运。经济增长的减速产生于三方面的因素，分别都是以往有利增长条件逆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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